《“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十三期:文明互鉴中的文化自信
本期主题:文明互鉴中的文化自信
主持人:郭太
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主持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必须走出去,中华文化必须走出去。作为桥梁和纽带,对外翻译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面向未来、吸收外来和不忘本来”要求译者必须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必须持续推进文化自觉,自信是基础,自觉是手段,二者相互促进,这是实现中国思想走出去的基础和前提。本期《“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北大学、黄冈师范学院等院校相关领域学者围绕“文明互鉴中的文化自信”参与讨论,以期共促共进。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中华
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无自信,无以自进;国无自信,无以自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发展和文化价值的心理认同,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翻译作为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桥梁,是传承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途径,对于树立并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基础和前提,精心选取传统经典和反映当代精神的文化产品进行译介和传播,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时代赋予每一位译者的光荣使命。当前,在国家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华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发展,都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成为增强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然而,也存在着诸如文化对外翻译传播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跨学科研究尚不深入,中华优秀文化的创新性输出不足等问题。因此,新时代语境下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推进中华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塑造和提升文化自信。
首先,要理解中华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寻求文化自洽(cultural self-consistency)。正如费孝通所言,生活在一定社会文化中,人要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文化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费先生在他自己的对外翻译实践中也时刻体现着对文化自洽的追求,如在他的第一部译著《中日战争目击记》的翻译过程中表达了身为译者对当时文化背景的关注,并对其中重要术语的含义给予了文化解析。事实上,翻译的过程就是意义阐释的过程,译者要实现对文本意义精髓与要旨的阐释和传播,必须对中华文化具有恰当的理解和认知,对文本背后蕴藏的中华文化内涵和文化语境进行探索和求真。
其次,挖掘传统文化瑰宝,为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的文化自信增添中国故事。“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绵延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之“根”。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西方强势文化话语的冲击,有必要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与人文精神,并结合时代要求集成创新,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续魅力和时代风采,赋予文化自信深沉持久的历史底蕴。
最后,要创新中华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方式,鼓励“借帆出海”。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学习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向世界译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在此过程中,既需要我国各类型译者的通力合作,还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借助“一带一路”等战略建设,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主动融入,借力发展,为中华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文化自信搭建世界舞台。同时,要与时俱进,促进中华文化输出途径创新,积极开发多模态文化传播资源和文化产品,运用多样化对外翻译传播方式与手段,推动中华优秀文化更好的“走出去”,形成更为广泛和深厚的文化自信。
用英语讲好红色故事,
向世界展现大国华彩
中北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教授
新形势下,红色文化是体现民族精神内核的文化表现形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主要来源。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提炼和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以及和平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革命精神与优秀品德,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以传承。红色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价值取向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地位上,传承发展红色文化,必然会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为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的建构起到积极作用。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当前国际化背景下,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最好媒介。
用英语讲好中国的红色故事,既是对祖国历史的重温,也是对国人文化自信的重振。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自信来源历史深处,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根基,留给我们的是侵入人们在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和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的深层次品格,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内动力。从中华5000年文明璀璨星河中汲取营养,挖掘和传承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不仅可以为建设对外话语体系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可以重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用英语讲好中国的红色故事,既是中国对自我的定义与表达,也是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叙事范式理论认为,讲故事是在编码者与译码者之间传达、接受、沟通的互动过程,对于传播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叙事形式,人们会根据故事的吸引力而选择拒绝或者接受。Fisher将叙事范式引入到传播理论,认为叙事具有普遍性,人的生存离不开叙事,人本质是讲故事的人。编译者可以将特定文化的叙事资源处理成共同货币,消弭中国形象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意义盲区和理解隔阂,实现故事内容与讲故事之间意义的有效传递,最终通过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进行有效地跨文化传播。
用英语讲好中国的红色故事,既是对“失语症”的疗愈,也是对中国新语汇的创建。多年来,我国的英语教学文化生态一直不平衡。中国英语教学,尤其是大学英语教学,过分倚重英语国家社会文化的输入,忽视了“应当把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教育贯穿到各层次英语教学之中”,忽视了“母语和母语文化在外语学习和外语交际能力培养中的正迁移作用”,同时也割裂了“传承”和“学习”的生态关系,致使不断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症”。母语负迁移的过分强调、中国语言文化的过分弱化、中国语言文化教学的缺失,导致仅仅约四分之一的学生能正确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知识。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可以扭转文化交流失衡现象,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维持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生态平衡,并通过语言这一与文化紧密相关的开放性符号系统的演进与发展,折射出文化的最新焦点,以软实力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
文明互译与文明互鉴
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我们司空见惯的数字——1,2,3,4,5,6,其实是古代印度人的发明,但是今天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称其为“阿拉伯数字”。为什么明明是印度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却被世人冠之以“阿拉伯”的名号呢?我们知道,在我国大唐盛世时期,欧洲正处在中世纪的暗黑笼罩之下。但鲜有人提及的是,同一个时期,还活跃着一个强大的、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该帝国首都设在巴格达,当时经济兴盛文化繁荣,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融合,堪称国际大都市。支撑巴格达这一繁盛景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以翻译为基础的、以“智慧宫”为代表的文化和学术活动。
阿拉伯帝国建立以后,历代哈里发(伊斯兰国家元首的称呼)都十分重视向其他文明学习,不论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还是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甚至是已经被自己征服了的波斯文明,都被阿拉伯人看作是智慧的源泉,所有这些学习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翻译来实现。事实上,为了更好地向其他文明学习,哈里发曼苏尔和拉希德时期就广建图书馆,广泛收集各国优秀典籍著作,并在皇宫里设置专门的翻译机构进行翻译,哈里发马蒙(公元813-833年在位)更是在巴格达创建了一个专门的翻译和学术机构“智慧宫”(House of Wisdom),下设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等部门,开展了持续百余年的高度组织化的翻译活动,史称“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人类翻译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成功地将人类古典文明的优秀成果在中世纪传承下来,并极大地滋养了以兼收并蓄、融合创新为特征的阿拉伯文化,成就了雄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在延续二百多年的翻译活动中,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盖伦、希波克拉底等为代表的希腊、罗马、印度、波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学者的经典作品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涉及到哲学、医学、天文、逻辑、文学、数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中国的火药和冶金术也是在这一时期被译介到阿拉伯地区。
这些大规模、有组织的翻译活动将东西方文化精华引入到阿拉伯地区,极大地丰富了阿拉伯语的语汇,有力地推动了阿拉伯文化的兴盛发展,并形成了以巴格达为中心的、繁荣的巴格达学派,对后世及周边欧洲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希腊经典著作在中世纪宗教黑暗桎梏下消失殆尽,但是通过翻译,这些著作的内容在阿拉伯语中保存了下来,后世又从阿拉伯语中回译到希腊语,使得这些希腊古典文明的精华得以在欧洲重绽光芒。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印度人发明的数字系统被成功地介绍到阿拉伯地区,而后再经由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成为世人口中的“阿拉伯数字”了。
由此可见,文明互译在世界文明互鉴过程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不同语言文化、不同国家民族的融合发展,促进世界文明不断走向繁荣昌盛,使得姹紫嫣红的世界文化百花园更加五彩缤纷,更加绚丽多姿。
文化外译中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尤其是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有明确认知并充分肯定,对其发展充满坚定信心。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不断主动加深对自身文化的深入了解,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尊重差异,努力实现自身文化的再构建。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是文化交流,翻译工作者作为中华文化的继承者、践行者,作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推荐者、协调者,作为翻译策略的决定者,肩负着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使命。因此,译者在文化外译中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文化是外在、是表现,文明是内涵、是发展;文化具有差异,文明需要融合。文明互鉴必须通过文化交流实现,特别是反映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交流是不同国家民族间文明互鉴的根本。面对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意识形态多样和各种社会思潮冲击中,如何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通过文化外译向世界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减少国家之间的偏见,促进相互理解与信任,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这是时代赋予翻译工作者的责任。
文化外译的目的性、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都决定了唯有较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具备较高翻译水准的译者,才能在具体翻译活动中用其深厚的文化审美能力去领悟民族文化,采用合适的翻译方法实现中外文化的协调,生动形象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民族特有的文化魅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影响力。
“欲人勿恶,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中国故事要在国际上真正做到更有感召力和吸引力,需要译者不断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物质决定意识,我们有充分的自信“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自信才能从容,自觉才能不断提升与其他文化之间平等交流与和谐相处的能力。自信与自觉焕发出的创新创造活力,促进译者努力让世界听懂中国故事,逐渐弥合部分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推进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实现文明互鉴、共同进步的最终目的。由此,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因素。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13期,总第13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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